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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升降制度,把早先的按照官員的資歷年限升官且只升不降的磨勘制度,改為依據政績考核來決定官吏的升職或降職,與今日之考成法,難道不是一個道理嗎?”
這話倒是從理論上來講沒毛病,但結合慶曆新政的結局,卻似乎總是有所意指。
實際上,慶曆新政之所以失敗,很大程度上就是吏治整頓的太狠,范仲淹等人整頓吏治的種種舉措,把一大批政績不夠的官員給從高位上擼了下來,還有很多養尊處優等待蔭恩做官的高官子弟沒了前途,再加上對於提拔官員,也就是“擇官長”,也確實有著“如何擇”的問題,新政者肯定是要用人唯親的,也因此把很多自己的親朋故舊提拔到了關鍵位置,這樣一來,就導致從上到下,從官員到官員預備役,都被損害了利益,直接動搖了統治基礎,因而宋仁宗感受到了皇位晃動的威脅後,馬上停止了慶曆新政。
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
考成法、京察這前兩板斧固然跟“明黜陟”沒什麼區別,而這砍向各部寺基層物質利益的第三板斧,跟“抑僥倖”、“均公田”,也是同樣的道理。
話到這裡,藉著酒勁兒,話題自然就延續了下去。
大理寺少卿呂震問道:“諸位,你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原先的大理寺少卿,就是在大理寺卿陳洽與工部尚書黃福一起去安南籌備軍餉時頂班參與審理李至剛案的虞謙,現在升任了太僕寺卿,而呂震資歷、履歷都相當了得,這時候他繼續引導話題,眾人倒是還真就沒法硬避過去。
呂震也是洪武朝國子監太學生出身,老朱曾經讓他出稽兩浙田賦,乾的不錯,因此擢升了山東按察使司僉事,後來又調入戶部擔任主事,建文朝初年升任北平按察僉事,靖難之役的時候投降了朱棣,在成為大理寺少卿之前擔任著真定知府,而大理寺少卿在明初本來是從五品,但洪武二十二年的時候升為正四品,所以品級上呂震是從地方大員平調入京的,可實際上卻是高了半個任用。….
跟很多北平系文官不同,呂震在洪武朝的時候就廝混於京中和山東、浙江,朋友很多,跟洪武建文這撥人的關係也很不錯,屬於難得的兩頭都能顧得上的人,這種人本身就左右逢源,再加上仕途苗頭不錯,因此無論是什麼圈子、派系的聚會,所以都很樂於邀請他。
解縉咳了一聲,只道:“古今不同,不可概一而論,不過變法乃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整頓吏治縱有陣痛,也是必然的。”
顯然,解大紳不愧是用肉身替變法捱過兩刀的堅強戰士,這個立場不是一般的穩。
而且自從建文四年那件事以後,他就深知跟朋友聚會,尤其是聚會喝了酒再亂說話表態,那就是坑,而且是一個自己挖土埋掉自己的坑!
但胡儼不這麼想,這人看問題太通透,又偏生不肯變通。
“以史為鏡,可知興更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
“當年榮國公上疏請求變法的時候,我便說過,變法能不能成,在於能不能培養出一個得利階層,而今時今日種種舉措,卻是越來越讓我擔憂。”
楊士奇這時候忍不住拉了他一把,低聲道:“若思,慎言!”
胡儼卻是不管不顧,藉著酒勁似乎要把這些日子以來的所思所想傾吐而出:“如今國子監內,士子思想混亂,風俗道德不存,人心各個思利,都瞧著苗頭要逐利以前是士農工商,現在是四民皆本,可要是一邊讓士子認利,一邊把衙門的這些‘利’都給清掃一空,未免矛盾縱使一時清掃乾淨,這顆心種下了種子,以後進入衙門計程車子,便不會變本加厲嗎?”
“教書育人,教的就是誠心正意,可惜現在國子監從上到下,心意都歪了。”
金幼孜半晌才緩過神來,驚訝道:“你瘋了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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