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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老夫的名頭招攬人才就罷了,居然將老夫的《五經正義》都給利用裡,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孔氣得鬍子亂翹想殺人!
這部《五經正義》孔穎達畢生心血之所在,就想著這輩子將這部書編撰成功,皆以名垂後世功成名就,受到後世儒學子弟敬仰。可房俊這麼一弄,必然天下學子云集,到時候這本書成了儒家一大盛事,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與老子何干?
可這話又有些說不出嘴,難道要說我編撰這本書就是為了名垂後世,至於什麼“相容百氏,融合南北”根本就是噱頭?
孔穎達的確有借書成名的心思,當然並不完全如此市儈!現在被房俊這麼一摻和,老頭髮現自己無話可說了!
這個氣啊!
眼看孔穎達氣得快到高血壓了,房俊趕緊解釋道:“此書規模浩大,絕非一人一力可以承擔。若是能將西漢以來的經學成果盡行儲存,使前師之說不致泯滅,後代學者有所鑽仰,豈不是儒家一大功德,作為主編的您來難道就不是備受後人敬仰的先賢聖哲?而且越是多的人參與,這本書的影響力就越大,說不定就可以讓《五經正義》被朝廷頒為經學的標準解釋,若是當真如此,就算是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經學史上從紛爭到統一的演變過程。到那時候,您就是一個對儒家經學具有總結和統一之功的大經學家。”
孔穎達仔細思索,覺得房俊的話倒也不是全無道理。
儒學從西漢開始便流派眾多,師說不一。
當時《詩》分齊、魯、韓三家,《書》分歐陽、大小夏侯,《禮》有《儀禮》、《禮記》,其中《禮記》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傳,公羊又有顏、嚴之學。
經學史上稱這些分歧為“師法”。
後來經師又在師法的旗號下更生異說,於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種專家之說。就像樹幹分枝,校又分枝,枝葉繁茂,漸失根本,經義難明。故有“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之嘆”。
後來古文暢興,糾葛更生。
《詩》有毛傳與齊魯韓爭雄,《易》有高費與施孟爭勝,《春秋》有左傳異軍突起,《禮》又出現《周禮》與分高低,《書》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
文字今古,師說歧異,種種分歧,更擾得經學講壇迷霧重重。
在此之前,曾有三次全體學術界的大討論。
一是西漢宣帝有石渠閣大會,二是東漢章帝有白虎觀之議,三是東漢末鄭玄不講家法,遍注群經。
石渠閣之會,重點討論今文經內部師說繁粹的問題,討論結果,不僅沒有統一師說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劇了經學內部異說的產生;白虎觀之議,重點討論今古文分歧問題,結果著為《白虎通義》,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加西漢讖緯迷信統一意識形態,對古文經說的優秀內容無所取正,並未達到學術統一的目的。
這種情況在政權分離之時,倒還可以容忍,但天下統一之後,特別是自隋王朝設立郡國之學以養士,開設明經、進士科取才以後,沒有一個統一的經解作教材和課試標準,勢必給教育和選舉工作帶來很多麻煩。
隋文帝下令考試國子監學生,準備擇優錄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給無所取正”,答案不能同意,眾博士無法評出考卷……
這就尷尬了。
而隨著本朝科舉考試興起,眾多儒門學子得到了晉升機會,偏偏由於儒家經學的答案不統一,給經學考試帶來極大的難度,因此房俊在領導科舉考試改革之時,便大量刪減經學的考題,反而增添了大量有關國學和算學的試題。若是經學能有一個統一的答案,豈有淪落至如此境地?
嗯,不管房俊的本意是打壓經學還是什麼,反正儒家子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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